Soulstealers: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
孔飞力在清宫的朱批奏折与军机处档案里，找到一桩被正史略过的案子：1768年春天，浙江的石匠与游方僧人被指控用剪下的发辫、刻了名字的木桩摄取他人灵魂。恐慌顺着长江与运河北上，乞丐与手艺人成了最合适的嫌疑人，屈打成招的供词又造出新的案犯。乾隆读出了谋反与欺君，把它定为政治罪，通饬各省限期缉查；督抚与州县却用文书、拖延和格式化让皇帝的愤怒落空。全书最后用三章分谈妖术恐惧、大众迫害与官僚体制，从人口压力与流动性一直挖到帝制晚期权力的运作逻辑。
一场妖术恐慌解剖乾隆朝的权力
这本书的方法是从一件小事往下挖。1768年的中国正处在盛世的人口高峰：耕地紧张、流民增多、底层竞争激烈，剪辫取魂的传言一触即着。普通人相信发辫与名字连着本人，被夺走就会丧命；游方僧道、乞丐与石匠因此成了最可信的嫌疑人，指控也成了弱者借得的权力。州县按治安案办理，刑讯之下供词越滚越长。乾隆的读法不同：他把剪辫联想到剃发与谋反，把各省的轻描淡写读成官僚欺瞒，于是动用政治罪这件非常工具，绕过常规直达地方，逼官员表态。官僚的回应同样熟悉：程序、文书、复核与拖延，把专断磨成例行公事。半年后案情相继穿帮，皇帝承认查无其实，却无人担责。孔飞力追问的是这层结构：君主借非常事件突破常规，官僚借常规消解非常，而底层的恐惧与互害，是这场博弈最好用的燃料。
修筑河道时削下的石屑、钉下刻了名字的木桩，被说成摄取生魂的法术；谣言从作坊与庙宇传开，最先遭殃的是外出做工的外乡人。
案子传到湖北，州县为求结案而动刑，被屈打成招的人编出同党，同党再供出上线，口供让恐慌有了一份看起来完整的名单。
乞丐、游方僧道与手艺人四处流动又无人作保，成了最理想的罪犯形象；地方动辄拘押数十人，民间的私刑也随之出现。
皇帝把剪辫连到谋反，也连到官僚的欺瞒，通饬各省限期查办，用廷寄与朱批绕过常规流程，把治安案升格为对整个体制的考验。
奏折往来成为主战场：官员以程序、复核与查无实据消磨圣意，皇帝以训斥与督办施压，皇权与官僚在案件上互相试探边界。
各省案情相继露出破绽，皇帝承认并无其事，无人担责；作者随后用妖术、大众迫害与官僚体制三章，把小事挖成权力的结构图。
妖术的内容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被相信的条件：人口压力、谋生困难与陌生人的流动，让看不见的伤害变得可信可传。
常规官僚体制讲例案与程序，皇帝难以直接指挥；把案件定性为政治罪，就能越过流程与问责，逼出人身上的绝对服从。
文书、拖延、格式化与查无实据不是效率低下，而是一套自我保护的制度语言：它让怒气落在流程上，而不是落在人身上。
限期破案的压力使刑讯必有所得，所得供词又必须扩线才显得合理；考核与自保把一批批无辜者送进监狱与杖下。
指控是弱者最能借到的权力：怕被伤害、恨陌生人、趁乱清算旧怨，让底层互害成为这场恐慌里最庞大的那一部分。
妖术信仰的力量，来自人们确有理由害怕的那个时代。
君主越要突破常规，官僚就越把常规说成忠诚的证据。
限期缉凶的圣意，最终由无辜者的供词来完成。
底层最廉价地握到的权力，是把别人指认为危险人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