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写成、陆续登出的词话，篇幅极小而眼光极新。王国维用的是中国传统词话的短条目形式，装进去的却是一套新问题：一首词好在哪里，凭什么判断。他把标准从格律、门户与师承换成境界，认为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的才算有境界；再往下分辨造境与写境、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、隔与不隔，并区分常人之境界与诗人之境界。最后借三句宋词说尽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境界，使这本论词的小书同时成了讲人如何感受、如何写作的书。
判断一首词，只问有没有境界
境界说的核心是一个真字。王国维不否认格律与技巧，但认为它们只能说明一首词工不工，不能说明它有没有生命。有境界的作品，写景如在眼前，写情如出自人口，作者本人确实在那种感受里；无境界的作品靠典故、代字和现成的套语支撑，读者要先翻译一遍才看见景象，而那层景象也已经被隔在字之后。他把这一点再推到观察方式上：以我观物，万物都染上我的色彩；以物观物，物各自呈现，作者退到后面。两条路都通向好词，只是前者要情感深，后者要心静。全书最要紧的暗示在结尾：能感受的人多，能写出来的少，他评的正是那几个能写的人。
开篇就把评词的第一标准定下来：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格律、流派、师承都被挪到第二位。五代北宋的词之所以站得住，在他看来只站在这两个字上。
偏理想的作者多造境，偏写实的作者多写境。但大家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写之境也必邻于理想；两派争到高处，才发现理想与写实本是同一件事的两头。
「泪眼问花花不语」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着我之色彩；「采菊东篱下」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前者由动态中得来，后者惟于静中得之。
好的句子把景象直接递到眼前，语语都在目前；用事、用代字与袭来的套话在中间垫了一层，读来如雾里看花。这一条最实用，也最方便拿去检查自己的文字。
喜怒哀乐，常人同样感受得到；诗人却能把它写出来，且写出的是人人共有的那一份。能感者多，能写者少，词话所评的正是少数能写之人的高下深浅。
第一境是独上高楼、望尽天涯路的孤往，第二境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苦守，第三境是寻他千百度之后的蓦然回首。他说这三句未必合原词之意，却最像做学问的次序。
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。这个真字把门第、派别与体格一并废掉：一首词的好，不取决于它属于哪一路，只取决于作者是否真的在那里面。
语言与景象之间不许再垫第三层东西。一看便在当前是不隔，要想一下才见便是隔。判断的根据不在典故多少，而在读完那一瞬，眼前有没有出现东西。
他把写景与抒情合成一件事：只要景物写得真，情感已经在其中，无须另外声明。分什么景语情语，是后来的批评家自己给自己添的麻烦。
词人的天赋不是学问，而是感觉的敏锐与诚实。他说某位亡国之君之词眼界始大、感慨遂深，正是从这份未被磨钝的感受出发，而不是从技巧上算。
对宇宙人生，须入乎其内，故能写之；又须出乎其外，故能观之。入则不隔，出则有致；只会往里陷的人写得热烈却看不见，只会往外站的人写得清楚却不动人。
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各为一时之代表。不必拿前代的尺度压后人，也无须厚古薄今；一种文体写到尽头，下一代的材料会来找新的形式。
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
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，否则谓之无境界。
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着我之色彩。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
诗人对宇宙人生，须入乎其内，又须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内，故能写之；出乎其外，故能观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