项飙是在广州读大学、在北京做浙江村研究、后来在牛津教人类学的学者。吴琦分三次采访他，每次谈上几天，话题从温州家里那种随时准备出门做生意的空气开始，经过八十年代的校园，落到出租屋里几千人的外来务工社区，再落到今天年轻人所说的内卷、悬浮与附近。这本书的好看之处不在结论，而在提问的方式：同一个词——全球化、农民工、内卷——被反复追问它到底描述了谁的生活，于是熟悉的说法一个个失效，问题重新变得具体。
从自己的经验出发，重建解释
这个标题是一个方法上的主张：把自己当作认识的起点，而不是把自我当作值得炫耀的内容。他的成长经验被当成可以公开分析的材料——温州商人家庭里那种随时准备出门做生意的空气，让他习惯把陌生当作可进入的；八十年代广州的校园，让他第一次看到世界可以被系统地解释；北京浙江村的五年田野，则让他发现被城市秩序视为麻烦的人群，自有其运转多年的组织方式。由此生出三个被广泛引用的说法：附近，指人们本来认识、可以打交道的中间尺度，如今被抽象系统与远方消息取代；悬浮，指人把当下全部当作通往将来的手段，因此不敢停下；把自己作为方法，则要求先把自己的困惑历史化，问它为何在此时此地出现，再作判断。落点是示范一种知识工作：从可验证的经验出发解释复杂问题。
吴琦分三次采访项飙，每次持续数日。话题从八十年代校园里的读书记忆，落到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怎样写成，长谈本身构成了这本书的结构。
他把童年写成方法的材料：温州家里做小生意的氛围，让他习惯与人谈钱与契约；广州的校园给了他最初的理论饥渴，北京定下他研究普通人的方向。
几千人的外来务工社区没有户籍与正式授权，却自己长出摊位、信用与纠纷调解。项飙由此追问：秩序从哪里来，又有谁替它说话。
人们为将来而活，把当下全部当作手段，因此不敢停留；同时能亲眼看见、可以打交道的那层社会被跳过，只剩下抽象系统与远方消息。
把广州当成一种现代性的样本而不是边角料：商业自下而上生长，规划与生活互相改写。地方的经验在这里成了提问的来源，而非材料。
他的姿态是把自己摊开当样本，讲清结论从哪些经验里来。他警惕以常识面目出现的判断，主张解释优先于裁决，并承认知识工作的分工。
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把自身经验问题化：我的困惑从什么处境中来，它有多大代表性。起点是私人的，标准是可核对的。
一个正在消失的认知尺度：邻居、菜场、街口的那家小店。媒介让人直接连接远方与宏大叙事，中间那层具体的社会便失去重量。
不敢停在当下，是因为相信后面有一次更好的兑现，于是现在只是手段。这个说法把内卷从个人心态变成一种结构处境。
从系统看生活，人是数字与类型；从生活看系统，规则要经过具体的人才生效。两种目光来回照，才看得见真实的运转方式。
他拒绝替公共议题下结论式的判词。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作价值裁决，而是把来龙去脉讲清楚，让人能够自己下判断。
认识自己不是为了表白自己，而是把自己的经验变成别人可以核对的材料。
全球化不是从上面降下来的词，它在菜市场、出租屋和快递站点里早已有了自己的形状。
人们把现在过成将来的预付款，于是没有人敢在当下停留。
公共表达的危险，是用常识的名义给出结论，把解释的责任留给别人。
